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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卫津在邮电局的地位戏剧性地发生了逆转，大家都开始对她刮目相看，卫津也不负众望，学雷锋做好事，时不时在食堂清扫飡厅，很快成了一个光彩走红的人物。

    竺玲的地位没有变，他每天到火车站接送邮件，似乎是一个局外人，除了工作就是看书，他很少和别人交流，似乎他最好的朋友是书，最大的兴趣也是在书上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书呆子。卫津和竺玲的关系没有变，她就是喜欢这个书呆子，无微不至地照顾他，而竺玲似乎并不领情，他怕卫津受自己的牵连,让她离自己远些和自己保持一段距离,可卫津偏不听。邮电局的人都摇摇头，感到很纳闷。

    竺玲每天两次骑着三轮车到火车站接送邮件，一趟上午十点左右向西的火车，另一趟下午四点左右向东的火车，其余时间在分发室平信台帮忙。按理说工作不算繁忙，但是那个时期火车运行很不正常，上午十点的车常常到下午两点才到，下午四点的车有时竟然晚到第二天早上九点，又没有准信，怕跑车误事，竺玲只好一个人在火车站候着死等，往往连饭都捞不到吃。好在每当食堂开饭时间，卫津见竺玲不在总要多买一份饭菜给竺玲留着，才算没让竺玲饿着。

    寒来暑往，冬天到了，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在竺玲的记忆中是一个最严酷又最温馨的寒冬。

    小雪一到，就降了一场雪，雪还没化，又下了一场冻雨，接着是雨加雪，气温骤降十多度，屋檐和树上都挂起了冰溜溜，道路两旁是积雪，路中央铺了一层厚厚的滑溜溜的冰甲，从煤球厂门前大道到火车站道岔口是一个大下坡，坡陡路滑，行人尤其是骑车的人不知要在这儿跌多少个大跟头。

    竺玲每天骑着三轮车到火车站接送邮件，来来往往路过这儿，下坡要拼命地刹闸，有时邮件多，车身重，根本刹不住，一直滑到道岔口，搞不好就翻车，褲子衣服划破不说，人还摔得鼻青脸肿；上坡更糟，三轮车根本骑不上去，只好把绳子一头系在车上另一头套在肩上，一只手扶住车把，另一只手和肩膀一起，奋力拉车，一步一步向上挨，往往好不容易挨到坡顶，一不留神又滑了下来。遇到邮政车发下来《红旗》杂志，光是大邮包《红旗》杂志就有三、四十袋，加上包裹、报纸，多的时间有七、八十袋，竺玲只好把大邮包先堆放到铁道路边，把零散小邮包和报纸先拖回局，往返十多个来回，搞得竺玲筋疲力尽，一路上不知要摔多少跟头。

    北风呼啸，严寒彻骨，一个三九严寒滴水成冰的一天，人嘴里呼出的热气落在眉毛上都结成了霜雪。下午四点左右南京到连云港的火车晚上七点钟还没有到，卫津把帮竺玲买的一份饭倒在铝饭盒里，在炉子上热透，又买了两个热烧饼，用毛巾裹好，骑车去火车站找竺玲。卫津把自行车锁在道岔口值班室外，在道岔口东约一百米处铁道边找到了竺玲，竺玲人裹着大衣，坐在路边一个大邮包上，人又冷又饿，缩成一团，他的嘴唇冻得青紫，人在发抖，牙齿嘚、嘚、嘚地敲出了那种凛冽而寒冷的声音。

    “你真是死木头疙瘩一个！你不能打听清楚确切时间，要是还早，就回局里等；要不然，就在道岔口值班室待，那里有炉子暖和。你在冰天雪地里死等，想冻死饿死？”卫津又爱又恨。

    “现在火车哪有准信，象你说得那么简单，跑了车怎么办？也不好意思老在道岔口值班室里等，又不是一个单位的，妨碍人家工作。”竺玲慢条斯理地向卫津解释。

    “先到道岔口值班室吃了饭再说。”卫津不由分说推了三轮车就走，竺玲只好把坐着的邮包扔上三轮车跟着。卫津推开了道岔口值班室的门，五十多岁的刘师傅在值班。

    “老师傅，今天是你值班啊？我们是邮电局接送邮件的，进来暖和一下，你欢迎吗？”卫津和颜悦色地说。

    “当然欢迎啦，铁路邮电一家人嘛！你们快进来暖和吧。”刘师傅满口答应。

    卫津和竺玲进来坐下，把三轮车锁在值班室外眼睛看得到的地方，零散小邮包拿进屋来。值班室中间烧一个大铁炉，屋子里暖烘烘的。竺玲开始吃饭，卫津又拿出一个烧饼在火上烤热了给刘师傅吃。

    卫津说：“老师傅，以后这个接车的小竺全靠你照顾了，没事就叫他念报纸新闻给你听，好给你解闷。”

    刘师傅说：“好啊，那赶情好！小竺啊，瞧你多有福气啊！接车晚了，老婆还跑来给你送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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